阿青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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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醫學大樓的快餐店以檸檬批馳名,我和阿青卻因他泡的絲襪奶茶而結緣。 那年頭,我每天喝兩杯奶茶。大家熟絡後,他乍見我身影,便會用熟練的手勢把茶壺提得高高,像拉麵條一樣凌空牽出一線紅茶,落入杯子裏,再用類似手法將淡奶加進去,炮製出一杯可口的奶茶,端放在吧枱上,讓我購票後過去取。阿青是一個粗線條的人,說話不多,面對我這個好像讀書比他多的人,往往有點拘謹。我和他談得最多的便是奶茶。有一段時間,他的老闆購入一批新茶葉,泡出來的茶有種澀味,他每次見到我,笑容總帶一絲輕微的歉意。有兩三次他特別用心調製,希望「撞」出比較香滑的口感,我心裏挺不好意思,便加倍用力稱讚他的功夫,他才鬆一口氣,欣然笑出來。 因事離開了中大幾個月,我再踏足老地方時,見到的大多是新臉孔。打聽之下,方知暑假期間,餐廳重新招標,老闆解僱所有人,成立了一間新公司參與競投。投得經營權後,他要求舊伙計減薪,大多數人不忿留下,包括阿青。老闆遂以更低價錢聘用一批新員工。只是新人廚藝未精,食物質素下降,備受批評下,老闆不得不低聲下氣請阿青回來坐鎮,可二人已心存芥蒂,經常鬧得不愉快。或許是生活不順遂之故,阿青吸煙和喝酒都比以前凶,心臟便出了問題,請病假的日子多起來,老闆當然不滿。最後,廚房整頓好後,他便找個機會辭退阿青。 現代吸血鬼的幫兇 看到這裏,大家或會認為錯的是老闆。沒錯,他經營這餐廳多年,錙銖必較,不似他老父——上一代老闆那樣受員工愛戴。這和他比較尖酸刻薄不無關係。但將矛頭單單指向個人,只會縱容背後的禍首,讓它作惡下去。那禍首是誰?要知道,老闆那次投標成功,一個重要原因,是接受了大學當局開出的辛辣條件。以前,飯堂的維修費由大學負責,現在就轉移到經營者的肩膊上。成本大增,除了加價,最方便的自是減人工,緊縮開支。老闆這應對方法,在商業社會很常見,最受剝削的,總是最弱勢、最沒本錢說不的基層勞工。像中國的血汗工廠,跨國企業利用博奕上的絕對優勢——這宗大生意,你不接,想接者滿街都是——迫工廠東主大出血接訂單;有「幸」接單的東主,便靠工資盡可能壓低來賺取微薄利潤。 主流經濟學者指出,只要工人有選擇權,自能找到合乎其心中理想工資水平的工作,但他們不會考究現實世界中工作種類的性質、多樣性及分布形態。當一個社會失去均衡發展(例如摧毁了傳統農業),對廣大勞動階層而言,所謂工作的選擇只是從甲工廠轉至乙工廠,每間工廠都逃不過受國際資本壓榨的命運。經濟學者的意見,只會合理化全球性資本的剝削行為,提供理論的助力,成為現代吸血鬼的幫兇。 經濟效益為先思想 回看香港,情况也差不多,所以才有迫切需要為最低工資立法。可悲是,近年這種受經濟學背書的功利思想(中大校董張宇人 那時薪二十元的可恥言論乃極致),透過政府強調資源最有效運用的指引,主導了大學高層的管治思維。所以,將承擔維修費的責任轉到外判的公司身上,從高層的角度來看,只會是一種節省公帑、增加效益及值得褒揚的舉措。他們追逐的這種可量化之效益,很大程度上,跟主事者的過人才幹,懂得由零開始為所屬機構增進無形的學術及文化資產,以至改良員工福祉——包括健康有益的工作環境和學術氛圍無關;而是來自他們手握政策制定、資源調配及流向的決定權,透過種種將收入極大化、視人為機器或商品的異化手段而達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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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心而論,相比起其他院校,中大校園事務的外判情况未算最嚴重。像阿青這類外判商員工,以至中大的直屬職員,在香港,比他們遭遇更惡劣者俯拾皆是。(雷鼎鳴教授在《信報》撰文,引用一些數據,試圖否定香港貧富懸殊日劇的判斷,顯然未明問題的底蘊在於廣大市民第一身的生活經歷和切實感受。像雷那樣迷信數字,純以經濟學角度、自高而下地了解世界,意見難免偏頗,亦很容易被政經權貴拿來做開脫的口實)日後情况可會變,還看沈祖堯教授如何抗衡主流社會,以至中大內部那種以經濟效益為先的工管思想。所以,寫這篇文章,並不是要為阿青平反,就算平反,他亦不會看得見。 三月二十八日,我沒法出席阿青的喪禮,只好為了他,以及那些跟他一樣平凡、一樣受盡這個不公義社會壓迫的勞動階層寫點東西,當是悼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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